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在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左右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搞好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解决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汉族不仅占全省总人口的2/3，遍布全省城乡各地，与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而且既有一般汉族普遍的基本共同点，又有自己突出的地区特点。云南汉族的特点，以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云南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团结工作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9]。 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认识，值得今天的民族工作者借鉴与深思。
　　

　　(三)地区性初级统一为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

　　研究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历史形成及其特点，就不能回避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五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历史。怎样认识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是研究云南民族关系史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的认识和评价是: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地步，正是这一段长达五个世纪的地区性初级统一的历史，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云南各民族巩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作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大理国时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云南内部的统一；二是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分立割据。分立割据并不是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本意和初衷，而是唐宋王朝中央执行错误民族政策的后果，其过不在云南地方统治者而在封建王朝中央，这已是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故毋需再作讨论。因此我们这里仅着重论述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的历史作用问题。

　　虽然云南从汉武帝开始便已正式并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略开拓与设治经营仍未能实现云南的统一，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公元八世纪中叶唐朝为抵御吐蕃而扶持南诏统一云南，应该说是一种顺应时代和人民要求的必然措施。从南诏统一云南到元代实现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在云南这样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的分裂局面下与全国实现统一的发展线索和发展步骤。这就是:1.乌蛮诸部从毋君长的分散状态经过兼并争战逐步形成“六诏”，即六个实行王权世袭的酋邦；2.南诏崛起，六诏归一，实现洱海地区的小区域统一；3.乌蛮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起来推动人口较多的乌蛮与白蛮两大民族集团结成联盟，然后东平诸爨，北挫吐蕃，西开寻传，南置银生节度，最终实现云南全境的统一。4.经过南诏大理国长达五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促进区域内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因此，南诏大理国时期实现的云南区域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费孝通先生在其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论文中曾探讨过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而“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10]。马曜先生在探讨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的历史作用时则结合云南多民族实际作了以下精辟论述: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地域性的内部统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一民族地区内部的统一，如松赞干布统一西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努尔哈赤统一满洲，这三人都是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这些地方政权最后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像在云南这样有两个以上人口较多的民族聚居和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杂居的地区，实现地域性统一的条件较差，难度较大，因而必须有至少两个人口较多的民族的首先联合，并正确处理好各自民族内部反对统一势力的干扰，带动其他人口少的小民族，才能实现本地域的内部统一。这就要求这些人口较多的民族中出现开明的统治人物，从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好本地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以促进各民族的联合和共同发展，最后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南诏政权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的统一，然后经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范例”[11]。
　　

　　(四)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