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3]， 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云南民族格局的历史考察，自然便要从云南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出发。

　　古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广袤与宏大堪称世界第一。中华大地东西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30多个纬度，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云南地处中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上，这条分界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沿阴山河套，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再南至云南腾冲。这一过渡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继元谋人之后，云南还发现了可能属于早期智人(古人)的昭通人，属晚期智人(新人)的西畴人、丽江人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 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各自适应当地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故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而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为云南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省，为云南各民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便与祖国内地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云南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云南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发挥了基础作用。

　　地理环境对云南各民族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的实例予以说明。居住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呈立体分布的傣族和哈尼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牛马亲家”。这种“牛马姻缘”一般以居住在河谷热带地区的傣族为一方，居住在山区的哈尼族为一方，双方为适应立体地形立体气候所带来的农时节令的差异并有利于牲畜的繁殖，经相互协商而结成。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山坝不同民族的两家人便像亲戚一样频繁交往。初春，河坝地区气候温和宜人，青草嫩绿，正是傣族兄弟撒种栽插之季，于是耕牛驮马由傣族兄弟喂养并使用。四、五月间，傣族农闲，而山区哈尼族正是犁田栽秧的时候，耕牛驮马上山归哈尼族喂养和使用。六、七月份，哈尼族稻秧栽完，河坝傣族又要栽插晚稻了，耕牛驮马又下山归傣家使用和管理。晚稻栽完，河坝炎热无比，而山区气候温和，草木青青，耕牛驮马上山来避署养肥。十月以后，山区气候转冷，草木干枯，而河坝仍然气候温和，耕牛驮马又下山来由傣族管理饲养过冬。母畜生产的牛崽和马驹属双方共有财产，出卖或宰杀均相互平分。这种“牛马亲家”，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牲畜繁殖，更把不同民族的两家人联结成长年互助、相互依存的“一家人”。坝区傣族种双季稻，粮食比较富裕，可烧柴就非常困难。山区哈尼族粮食紧缺，找烧柴却很容易。于是，傣族“亲家”常常送米上山，哈尼“亲家”常常送柴下山，山上山下，互通有无，亲如一家。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无疑就是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所自然形成的山坝民族生计方式的互补性。
　　

　　(二)民族迁徙流动及汉族的凝聚核心作用

　　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使云南既成为远古人类的发祥地，又成为远古时期的区域性多种族群和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自远古迄于清代，云南境内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在云南原始土著居民的基础上，氐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百越族群西进，百濮族群北上，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回族、蒙古族、满族的迁入，就使云南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自然便使同处于云南这一共同地域内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从而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错杂居住——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中比较清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4]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也证实了这一规律。同样，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中与这一规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规律，即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作用，在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2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内地汉族人民通过军民屯田、征战、经商、宦游、逃难和被流放等多种途径，绵延不断地进入云南。不过，自汉武帝开始直至明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民数量虽然累计达数十万之多，但在众多土著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这一数量远远不足以构成云南主体民族，故明以前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大都融合到土著民族中去了，因而明以前的云南汉族尚未能成为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凝聚核心。然而尽管如此，明以前不断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人民毕竟带来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知识和汉文化传统，这就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云南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云南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化传播使汉文化有力地影响了他们融合于其中的土著民族，使云南的地方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汉文化烙印，故南诏王异牟寻宣称，唐代的云南已是“人知礼乐、本唐风化”[5]， 元代郭松年考察云南民情后，也认为“其俗本于汉”[6]。正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 再加上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开拓，使明以前的云南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形成凝聚核心，但仍然保持着绵延不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自明代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成为主体民族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代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三种形式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首先在云南靠内地区形成星罗棋布的屯田据点，沿途交通线和主要城镇又将这些分散的据点串连起来，其影响便自然向四周传播开去。以后，随着清康、雍、乾、嘉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族移民从屯田据点和交通沿线向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边疆的推移和扩展，汉族人口分布便逐渐遍及全省，最终完成了汉族移民在云南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把云南从一个民族众多但却没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地区改变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定居与扩展，尽管因其占据了肥沃、富庶的坝区而造成“汉到夷走”，把“兄弟民族挤到边远寒苦地区”[7]的负面影响， 但其作为云南民族关系凝聚核心的正面影响，就使云南各民族从此稳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云南汉族在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王连芳同志的精辟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而正确的答案。他说:“云南汉族有着强烈的‘大一统’传统观念，加上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在建国前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非常严重的历史时期，许多方面必须更多依靠中央政权支持，对中央政权有着比内地汉族更为强烈的向心力。所以，自明代中叶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之后，云南可以出现军阀的地方割据，但各族军阀绝对搞不成分裂独立；民众有勇于抵御外侮的高涨热情，但没有问鼎中原的思想意向。在近代云南各民族联合反帝爱国斗争中，云南汉族常常直接参加战斗，并总是充当边疆少数民族反帝斗争的坚强后盾，支持和巩固着云南少数民族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是云南很难滋生分裂主义土壤的一大重要因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