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位信徒聚会中，他们从昭通逃荒到昆明某山村。

北京一队“探路者”来到云南之后，苗族牧师王吉昌（化名）又跟着“跑”了400公里山路，经过十余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若干个不大的教堂。这些只是他曾经跑过的300多间农村教会中小小的一部分。 

他的确是跑，双脚行走在大山中，曾经这样行走了一年。之后换做摩托车，两年穿梭在山路中，村落间。 

当来到一间没有传道人的苗族教会时，这位苗族牧师说，其实只要每月有500元，便可以供养一位传道人到该教会稳定服事。这一信息让来自北京城市教会的这群“探路者”们颇为吃惊。

“500元在北京，还抵不上一份工资的四分之一，但在这里却可以通过资助一位传道人而照顾到整个教会。”钱在这里是如此“值钱”。 

重视“让金钱产生价值”的“探路者”之一汪弟兄，是北京某快餐企业经营者，他当即开始谋划回北京后如何帮助这间教会。 

传道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已是众教会同工感伤的大问题，在贫困地区的农村教会更为突出。服事教会与养活家庭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让许多在基层牧会的传道人深深苦恼。 

带队走访农村教会的王牧师还不到30岁，家有一子6岁，一女尚在襁褓之中。作为这个家中的顶梁柱，却需要妻子、父母种地、养猪来供养他，以支持他在教会的服事。 

同行的王牧师10年前从云南神学院毕业后便在农村教会服事。毕业的前三年，他跑遍了昆明大大小小农村教会，甚至云南省其他城市农村教会。两年前，他开始专注于农村教会传道人的培训。他介绍说，在这些农村教会，即便是有150余人的教会，也不太可能给他任何“工资”。并且，这里相当一部分农村教会仅20、30人在聚会，供养一位传道人更是不太可能。 

记者在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得知，农村教会传道人得不到教会供养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在云南省更是如此。一位在昆明市某堂服事的年青传道人说，他所在班级35名传道人，有27人毕业后回到农村教会服事，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传道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放弃全职服侍，而没有全职在教会服事的教会工人，教会发展更为缓慢。有没有什么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云南省基督教三自会主席余文良牧师介绍，他们（云南省基督教两会）曾多次建议基督教全国两会，希望调配资源，帮助云南省偏远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教会的传道人。基督教全国两会社会服务部、培训部曾负责进行一项目：连续三年给予省级神学院（包括及以上）毕业的神学生一定补助，如第一年补助1800元、第二年1200元、第三年600元，这样逐渐减少的资助连续三年之后便停止。（暂且定义这种帮助方式为“机构对群体”的“三年计划”——编者注） 

然而这样的资助从云南省基督教的整体看来，犹如杯水车薪。这种机构对群体的“三年计划”，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物资供应不足的云南农村教会传道人来说，只能暂时稍微缓解压力。资助一旦停止，压力又陡增。 

在体制外尚有另一种具备一定规模的资助方式。据本站记者在云南局部范围调查，有一些基督徒商人有感于贫困教会传道人在生活上的压力，以个人名义进行一对一、一对二甚至一对多的资助（简称为“一对N”型资助——编者注）。如上述北京快餐店经营者汪弟兄，有异象供养70位传道人。目前他在河北、安徽、云南等地，以每月几百元甚至一千元的数目，供养若干位传教一线的神仆。 

这种体制外的“一对N”资助类型，相较于“机构对群体”资助类型，自由、方便，易于跟进与变通，却也同时存在一定阻力。安徽某教会一年轻传道人受主内商人资助，却受到教会老一代传道人的阻拦。云南某教会也甚至出现父子两代传道人因此相争的情况：儿子开始作传道人之后，希望从教会得到供养以专心服事教会，但这一的想法，被作为老传道人的父亲严厉指责，老传道人自己一生为教会操劳，始终未拿教会分毫收入，他希望儿子秉持这样的想法，双方在侍奉理念上发生了冲突。 

传道人的供养，尤其是农村教会传道人供养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一方面受制于教会经济情况，另一方面受制于教会的传统观念。从现有的情况看来，第一种原因需要多种机构与有负担的个人共同，可谓需要“双管齐下”甚至“多管齐下”。而面对第二种阻力，则需要教会观念的转变。

除了机构对群体、个人对个人的资助外，也希望教会之间也不妨多多进行“教会对教会”型资助。东部沿海省份相对富足的城市教会，每月抽出部分资金帮助内地尤其是边远地区贫困教会的发展，这是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教会的强烈愿望。